2022年2月28日国际罕见病日期间，病痛挑战基金会联合医学界罕见病频道，发起罕见病科技创新线上沙龙“为罕而创”栏目，与世界各地从事罕见病专业研究的科学家，共话罕见病领域的前沿发现，思考促进中国罕见病领域科研与转化的中国方案。

“为罕而创”栏目不仅将邀请来自国内外的科研、医学专家，也尤其欢迎罕见病患者组织加入我们的对话。

在这个栏目中——

每一期沙龙，我们都将介绍一种罕见病；

每一次对话，我们都将听到关于这种罕见病的最新研究进展；

每一轮邀请，我们都将产生对罕见病科技创新的前沿思考。

5月20日，病痛挑战基金会联合医学界罕见病频道、美儿SMA关爱中心和豌豆Sir举办了第二期罕见病科技创新线上沙龙。本次沙龙以“疾病自然史驱动的罕见病药物创新”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罕见病自然史研究的先驱者宋昉教授、美儿SMA关爱中心执行主任邢焕萍、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核酸制药技术应用研发中心副主任陈婉婷、遗传学与罕见病科普公益项目“豌豆Sir”发起人陈懿玮参与讨论。

什么是自然史研究

沙龙上，宋昉教授分享了我国第一项基于SMA队列的自然史研究，重现了推动自然史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与价值。让我们跟随宋教授的分享一起了解自然史研究——

1.为什么开展自然史研究？

“自然史研究是通过队列研究了解某种疾病人群在特定民族和特定环境中自然生存状态和变化。”

特定民族和特定环境，强调了我国开展罕见病自然史研究的必要性。在宋教授的分享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特定亚型下，中国SMA患者的生存预期和欧美患者的生存预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促使研究者探索背后的遗传学因素，更将指导干预性研究的设计。

2.开展自然史研究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当时我们是少有能进行SMA分子诊断的机构，能够对患者进行分型；且由于当时没有药物，整体死亡率非常高，但是从大运动里程碑上看又存在广泛差异；这促使我们开展自然史研究来回答中国人群中各SMA亚型的表型差异和存活差异。”

由此可见，当我们能够对罕见病进行基于分子诊断的分型，结合发病年龄、存活年龄，以及不同分型下的各种表型，我们就具备了开展一项自然史研究的基本要素。当然，宋昉教授也提到，这需要研究者提出要去揭示的研究问题，从而确定研究方法，当然经费也是决定因素之一。一项良好的自然史研究，应该不仅具备了帮助我们认知疾病的基础性价值，也应该具备评估干预措施有效性的工具性价值。

3.什么时候适合开展自然史研究？

“自然史研究的核心在于自然二字，它可以是完全独立于干预性研究的观察性研究，也可以是以指导药物研发而设计的观察性研究，近年来由于对因药物的出现和护理方式的进步，其实中国SMA患者的自然史已经发生改变了。”

这意味着，当某种罕见病尚未有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的情况下，自然史研究的开展是十分有必要且符合伦理的。但是随着有效治疗方式的出现，自然史研究可能会面临一些伦理、统计方法方面的挑战。对于在中国那些尚没有特效药物的罕见病而言，开展自然史研究正处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上。

“以患者为中心” 的科学研究

过去十年，“以患者为中心”是医疗行业的热门主张，不同利益相关方对“以患者为中心”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实践；“以患者为中心”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必然存在核心元素，诸如：

•  以患者获得更好的健康结局为目的；

•  实现目的的过程尽可能与患者&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协作、决策；

•  促进患者生理恢复的过程，同等地照护心理健康。

以上三个核心元素，可贯彻于医疗机构的诊疗场景中、政策制定者的健康政策形成考量过程中、各种类的研究设计与执行中等等。“以患者为中心”的主张，使得治疗方案更加个体化，政策更加人性化、研究更加前沿化。

当我们来到“研究”这一话题时，患者组织的角色在近年来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患者角色在罕见病研究项目中的变迁，得益于患者组织的发展与能力边际的转化，也得益于创新药可及带动的认知提升，以及互联网促进的患者组织国际间交流。

虽然各个国家、区域之间存在着大环境上的差异，但罕见病患者组织“寻找治疗方案、获得生命延长” 的共同目标并没有差异。“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也正在成为研究者们探索的方向。

患者角色从“被研究者”，到“研究内容的传播者”，再到“研究项目的共创者&执行者”，我们可以看到“以患者为中心”绝对不是单向地与患者发生单一的互动，如提供临床研究中的的基本福利保障，而是患者和患者组织能与多方建立平等的、双向的、有洞见和影响力的协作关系。

罕见病研究项目中患者（组织）的角色变迁

当然，并不是所有患者或患者组织都会遵循这样的角色变迁趋势，充分尊重患者组织自身发展的节奏是推动健康的多方合作关系的基础。

建立高效的协作模式

患者（组织）在罕见病研究中的角色变迁也意味着那些研究驱动力强、有能力的患者组织将有可能在疾病自然史中发挥重要角色。

“患者驱动”的自然史研究与“医生引导“的自然史研究本质上并不存在矛盾，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患者驱动”模式下可提高患者入组的效率以及研究结果的影响力，而 “医生引导”模式下可提高研究数据的质量。

“患者“和”医生“这两大角色均可作为自然史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入口，而自然史的研究团队可由统计学家、研究型医生、遗传学家、以及其他富有相关经验的研究者构成，研究团队将对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您正好是一名对罕见病自然史研究富有兴趣的相关方，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取得联系，共同探索自然史研究中的不同协作模式的可行性。

基金会邮箱：longtianwei@chinaicf.org